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分析哲学，导师是江天骥教授。当时，江天骥教授是武汉大学最著名的几位文科教授之一，据说特别严格。报名的时候，我真觉得有点不自量力，有的同学也觉得我有点好高骛远。但报名时翻遍了全国各大学的招生目录，最后选定了武汉大学。于是，做江天骥教授的弟子成了当时最大的心愿。报名离考试大概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其中一个月是在做毕业实习。原来也没有打算报考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1981年的夏天特别酷热，酷热的时间特别长。记得走进武汉大学研究生入学生场——建成不久的教三楼001教室——的日期是9月14日，那一天，漫长的暑热终于过去，一阵凉风和细雨把我们送进了考场。然后是焦急而漫长的等待。大约在是冬天，武汉大学的取通知书来了。那一刻的心情，现在记的不很清楚了。大约是兴奋和憧憬交织在一起，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朦胧的渴望。

报到的时间安排在1982年2月初。但我已经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揣着通知书，去见我仰慕已久的导师——著名哲学家江天骥教授。报考前，就有人告诉我，江天骥先生曾是是维也维学派的成员，治学严谨，为人也颇严肃。其实这些说法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治学严谨。先生对维也纳学派的学说颇为精通，写过许多文章，50年代还出版过一本书，叫做《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但他本人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是在美国学的分析哲学。留学维也那的是洪谦先生，另一位中国分析哲学大师，院系调整以前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传言者大概把这两位中国分析哲学名家弄混了。后来感到，先生其实为人也很随和，甚至可以说很随便。但身为弟子，心怀敬畏，多年来在先生门下始终毕恭毕敬。直到后来自己做了多年的教师之后，才敢同先生谈一些人生经历，说几句笑话。

那时先生住在北三区23栋1门301号。走到先生家门口，心嘭嘭地跳，自己都能听见。差一点都不敢敲门。记得当时还没有门铃。开门的是师母，结结巴巴地介绍自己、说明来意，然后就走进了先生家的客厅。感觉是先生家的客厅很大，客厅靠窗摆着一个正正方方的餐桌，很老式的那一种，还有几只凳子。靠墙还有一台冰箱，在当时已经很奢侈了。我进门时，先生已经迎到书房门口，把我让进去坐下。书房里几只大书架满是外文书，中文有一些，但数量不多。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堆满了外文书和外文期刊。这是我第一次到先生家，也是第一次见先生。当时先生已经66岁，头发都白了，个子不高，瘦瘦的，但特别精神。

当时离新生报到还有两个月，去拜访先生，是想早一点得到先生的指点，提前读一点书，不使这两个月白白地耗费了。已经读过先生写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还读了先生写的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的介绍，其中杜任之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中有好几篇。这些都是最初步的文献，但读起来还是不得要领。先生问我读过什么英文书。说起来惭愧得很。读大学本科时找不到英文原版，再说那时英文水平还很差，达不到直接读英文原著的水平。我告诉先生，只读过《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中的一些文章。先生说，英美分析哲学要从外文原著里学，中文译本错讹较多，中英文语言差异也较大。读中文是不能很好地了理解分析哲学的。这就要求把英文学好，要能看得懂，听得懂，还要能说，将来能用英文写论文。他让我这两个月先好好练一练英文，至于读什么书，进校以后再安排。先生祖籍广东，说话始终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我当听得似懂非懂。不过，要把英语学好，这一点倒是听得真真切切。于是回宿舍后就埋头学习英语来。

82年2月，怀着对研究生生活的美好憧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来报到。大学宿舍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8舍，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是桂园4舍。那时生活用品很少，有点重量的都是书。读大学时，一点零用钱都花在买书上了。我的大学同学陈国清（现在是武汉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一根扁担帮我把行里一肩担到了桂园。

哲学系81级研究生共有14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是李晓明和姜锡润。李晓明是一位现役军人，每天穿一身绿军装。他在学术上是很有前途的，后来离开武大去香港经商，大家觉得很惋惜。姜锡润现在是我们的同事。中国哲学专业有郭齐勇、李维武、黄卫平、舒金诚。郭齐勇和李维武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知名教授，黄卫平后来去了深圳大学，舒金诚去了中共中央党校。现代外国哲学专业是王晓光、李晓蓉、曹秋华和我。他们三人后来都去了美国。欧洲哲学史专业有冯俊、黄宪起、兰岚、高新民。按当时的学科划分，欧洲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冯俊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副校长，黄宪起在中央党校做教授，高新民在华中师范大学做教授，兰岚在政府供职。那一届硕士生导师很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导师是陶德麟先生，中国哲学的导师是萧萐父先生，欧洲哲学史的导师是陈修斋先生，现代外国哲学的导师是江天骥先生。

刚入学的几天，天气还很冷。当时我穿一件老式的棉袄，一双军用棉鞋。校园里还有一些道路是泥土路，有的路有间隔地铺着水泥板或石板。入校手续办下来，鞋子都打湿了。那时研究生的生活补助是每月45元，每月伙食约30元，基本上不用家庭负担。记得我的宿舍是靠北面的一间房子，我和王晓光、舒金诚共住一间。读了半年，到82年暑期，79级的研究生毕业了，我们的宿舍又进行了调整。我和舒金诚调到南面最靠西一间，萧汉明老师当时曾同我们住过一间房。推算起来，他那时应该毕业了，已经是老师了。由于81级是春天入学，所以我们只同过半年学，而作为同学，并没有在一个房间住过。我的房间的隔壁住着邓晓芒老师，也是刚毕业留校，暂住在研究生宿舍里。

82年，中国的硕士生教育还处起步阶段。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没有很严格、系统的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但由于学生不多，老师的要求很严格。开学不久，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课。先生给我们讲的第一门课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给我们的教材是先生写的讲稿，是油印的。第一章讲什么是科学哲学，第二章讲逻辑实证主义，一直讲到夏皮尔和科学实在论。记忆中教室似乎是在南一楼。听课的人有我们81届的四位研究生，还有80的三位逻辑学研究生，导师也是江天骥先生。还有当时先生的助手彭信娥老师，77级刚留校的陈真老师。先生每周讲一次，讲得很仔细。但开始我们都听不懂。一来是因为先生的广东口音很浓，二来是因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与我们在本科时学的哲学相差太远。但我们还是很努力地听课，很努力地看书。除了先生的科学哲学课之外，我们还学习了科学史和数理逻辑。科学史教师是刚刚调入武汉大学的桂起权老师，教数理逻辑的是邱国权老师，他是江先生六十年代的逻辑学研究生，并不是武汉大学的在编老师。先生为了我们学数理逻辑，就把请来给我们讲课。

上了半年课，我们来了许多师弟师妹。82级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有7名研究生，研究方向都是当代英美科学哲学或语言哲学。这样，先生在第二学期讲科学哲学课时，学生多了起来。

每次上完课后，我们几位弟子就同先生一起漫步送先生回家，同时也一路问一些我们不懂的问题。

先生用一年时间，即82年春、秋两个学期，讲完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不久，讲稿出版了，这就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1981年春季学期，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哲学。主要是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克里普克的意义理论。语言哲学与我们心目中的哲学概念反差很大，当时只有一些表面的理解，好几年之后，我们才能理解英美语言哲学的意义。当时冯俊也听了先生的语言哲学。听了几次课后，他也是一头雾水。记得他说了一句话：“费了吃奶的劲，也无法把意义理论同哲学问题联系起来。”

1982年，武汉大学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83年秋季，进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第一届博士生。一位是罗毅，他是79级硕士生，是我们的师兄。另一位是兰征，他是南京大学夏基松先生的硕士生。后来兰征去了美国，放弃了学术。罗毅去了广东，现在执教于广东工学院。

除了上课和看相应的参考文献外。先生给我们指定一些书让我们阅读。我们几个弟子，每个人的读书任务都不一样。我当时对语言哲学更有兴趣，也打算写语言哲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为此还自学了公理集合论。

1984年春节后回到学校，王晓光拿给我一本书，说，这是先生给你的，他指定你写归纳逻辑的学位论文。那本书是小凯伯格的《概率的逻辑基础》，很厚的一本。于是，我开始读这本书，并选修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费歇尔的似然推理理论。

我们几个弟子，对于先生的学术都极为佩服。80年代初，武汉大学哲学系办公地点在理学院大楼。资料室是在地下室，最初是张志超老师负责，后来代定芳老师调过来做资料员。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们资料室的外文图书和外文期刊，都是全国一流的。最多时候大概有70多种外文期刊。先生不问世事，除了听听音乐、散散步外，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那时资料室的外文图书，只要是英美哲学方面的，都留下了先生借阅的记载。我们也经常遇到先生从资料室借一堆外文期刊，过一段时间就还掉了。所以，对于英美哲学的动向，他们正在研究什么问题，哪些问题受到较多的关注，哪些哲学家提出了什么新观点，他都了然于胸。记得1982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任之先生的硕士生徐友渔来拜访先生，他做的论文是关于罗素的。在武汉期间，徐友渔对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国内哲学动态》准备介绍一些当代外国哲学的重要著作，请先生开个书目。过了两天，先生开出了一长串书单，其中有一本书是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这本书由普林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才不过两年时间，先生就把它列入当代哲学家名著之中。先生的学术眼光，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先生写的文章，直接评论很少。曾听人说，先生的文章或著作过于“客观”，只是把外国人的东西照搬过来而已。一些人写文章，写某某哲学家的思想，某某哲学家的思想没写几句，而且还常常写不准确，接着就做一番“辩证的”分析：哪几点符合客观规律，可以吸收；哪几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批判。先生的文章，是在大量掌所材料的基础上，以独到的学术眼光写出来的。选择什么材料，什么时候写什么，背后都有观点。不精通西方当代哲学，这样“客观的”文章是写不出来的。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活跃。一种见解提出来不久，就会受到同行的挑剔的批评。西方哲学家相互批评往往比我们初学者的批评要深刻得多。先生的文章，正是针对当时学术界一些人不做深入研究、不认真读原文却想当然地妄加评论的浮躁学风写出来的。正是这种“客观”性，形成武汉大学外国哲学的独特学风。

因此，我们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并不鼓励我们写文章，也不鼓励我们到学术会议上去宣读论文。他希望我们先好好读书，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有了充分的积累之后再写文章。

身为先生的弟子是很幸运的。先生的严谨学风和精博的学识，给了我们巨大的影响，在我们以后的学术论著中，都可以见到先生的严谨、确切所留下的影子。自己在多年后，还受到过先生的一次严厉批评：写文章，除非你自己的创造，每一句话一定要找到出处，切忌望文生义！这次批评让我回家反省了很久。还有一点幸运。先生是最早的文科博士生导师之一，做过他的硕士，再做他的博士研究生就顺理成章了。我也有幸成为先生的84级博士生，从85年春季开始又跟先生学习了三年，直到87年底博士生毕业。

三年博士生期间，先生没有给我们系统地讲过课，主要是指导我们读书和做研究。博士生的课是先生请外国专家来讲的。授课时间较长的外国专家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的George Gale，他给我们讲授了《科学论》和《物质概念》两门课程，还有英国牛津大学的Newto-Smith，他约们讲了“科学实在论”课程。先生请来给我讲课的知名学者，还有沃特金斯和哈金。前者是波普学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归纳逻辑和科学哲学的权威。除了学习英美哲学的两门核心课程——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之外，我仍在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归纳逻辑。在我读过的与归纳逻辑相关的著作中，有一本是英国学者A. Colman所著的《对策论与实验对策》，这本书使我对对策论（现在经济学界多译为博奕论）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又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并以此为题做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囚徒二难对策的解》，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当时用英文写博士学位论文有两个原因，一是想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其次是因为对策论的许多专业术语还没有较好的中文翻译，直接用英语写论文，可免于在翻译问题上纠缠。

我的博士论文对对策论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解答。论文很短，如果译成中文，大概两万字。这样短的论文，在今天大概是不能通过的。现在的论文越写越长，往往洋洋数十万字，这其中难免有史料的堆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即囚徒二难问题，现在是美国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今年4月我应邀去美国讲学，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先生的学术眼光。首先他鼓励我把这个题目写成学位论文，其次他允许我写那么短的学位论文。

由于外国哲学是哲学系的第一个博士点，先生在学术界是众人敬仰的。所以当时哲学系最大的研究室就是美国哲学研究室（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教师。到80年代后期，有江天骥、张守正（1998年去逝）、张志超（去逝）、陈维杭（去美国）、彭信娥（去美国）、吴小增（去美国）、曹秋华（去美国）、陈真（去美国）、吴云秋（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桂起权和我本人。先生雄心勃勃，在图书资料、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当时的系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的美国哲学研究室还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即《美国哲学动态》，不定期出版。最初是由先生一手操持，主要刊登反映美国哲学和思想现状的文章和译文。这个刊物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内研究资料奇缺。据说当时它也是高层领导人的参考文献。在停刊许多年之后，还有一些机构来信索要。大约在1986年，有一公司愿意出资，把这个刊物办成公开出版物。于是研究室报告武汉大学有关部门，不再需要学校拨款。第一期组稿已经完成时，正好遇到清理公司，资助公司被迫关闭，学校拨款也停了。这样，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哲学动态》就终结了。

先生是20世纪后期公认的英美哲学名家。不仅如此，先生还关注欧洲大陆哲学。在读研究生之前，就读过先生主编的一本书，叫做《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哲学动态》上，先生也写过一些关于美国新左派的文章。先生对欧洲大陆哲学的深入研究，在9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论文中充分表现出来。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的研究生生活不如现在那么丰富多彩。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因特网，没有DVD、VCD，没有随身听。收录机很少。所有的研究生共有一部电视。业余活动除了体育之外，就是每周一次露天电影。有时集体看一看电视节目。有一段时间电视台播放一部日本电视剧，讲一个柔道高手的故事。似乎是每到周末，研究生会有人把电视机搬到研究生宿舍楼顶的东边平台上，于是上百位研究生站在星光下一道看那部电视剧。

有时候也打羽毛球。最初是李晓蓉同学约我每天下午打球。一天雨后，我们打球的时候她不小心摔倒了。我当时没有任何反应。其实是不知所措，不知是不是过去把她扶起来。但表面上显得很冷静。后来我谈恋爱了，同自己的女朋友打球去了。

我爱好的体育活动之一是夏天到东湖去游泳。有时和同学、同乡一起去，有时一个人去。研究生会也组织过渡东湖的活动。大概有一百多人参加，把东湖游了一个来回。也有几次，我一个人游到对岸再游回来。

当时读研究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课余生活。但也没有这么大的生存压力。每个学生的生活补助基本够开支。那时候，我们不会上饭馆，不会聚餐，不会买手机。个别人甚至连电话也不会接。刚上大学时我本人就闹了一次笑话。当时一栋宿舍有一部电话共用。每天有一名学生值守。有一天轮到我守电话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叫某某同学，我把那位同学叫来接电话，但他下得楼来，看到电话已经挂上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话筒挂上就断了，还以为再次拿起听筒可以听呢。

从硕士到博士，6年的岁月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一瞬间。常言说，逝者如水。现在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求学之路是很艰难的，如同山路一样崎岖。也许想过再来一遍，更用功些，学更多的东西。但这一切就如流水不能回头。感谢先生的严格要求和督促，毕竟6年之中学了不少东西。漫步东湖边，一边是秋色浓染的珞珈山，一边是秀丽的东湖水，于是想到了这个题目。

6年的学习结束了。我自己也由武汉大学的一名学生变成了一名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