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两度在武大哲学系工作过。最后一次是1979年9月到1987年2月。我现在已经退休。回想起来，这七年半乃是我一生工作最有成绩的两个时期之一。另外一个是1962年7月到1964年底在人民出版社搞翻译的两年半岁月。这两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多少做了点事情，重要原因是有关领导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正是这一点使我永志不忘。 80年代在武大工作的主要成绩是1981年到1985年整整花了四年多时间完成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一书。这是我迄今正式发表的唯一专著。1988年出版后，1989年即获北方15省市区第四届优秀图书奖，随后又于1991年获得改革开放12年来首届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三等奖，在某些学术界人士那里受到了一定的重视。

一般说来，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没有必要的文献资料是绝对不行的。普列汉诺夫研究同样如此。当时武大哲学系的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为了保证我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系领导孟宪鸿、裴淑娟等同志多次同意我出差北京，从北京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北大图书馆、社科院哲学所、首都图书馆等单位借出它们收藏的所有俄文版普列汉诺夫著作，并全部复印。这不能不说是格外宽厚的措施。据我所知，那时武大哲学系拥有的俄文版普列汉诺夫著作，跟国内任何一家图书馆比较，都是相对最齐全的。直到现在恐怕仍然如此；此外我还从上述单位公款复印了能够找到的20～70年代苏联出版的所有重要的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著和小册子。没有这一切资料，《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是写不出来的。即便勉强写出来，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了资料，没有时间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认真的写作，同样不能完成任务。特别应当感谢已故的陈修斋教授，以及杨祖陶教授和徐瑞康教授，在写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为我提供了充分的科研时间。当时名义上陈先生是我所在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杨先生是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实际上两室的工作由陈、杨二位共同主持，具体事务则由瑞康同志经办。后来随着领导班子年轻化，陈、杨都辞去了主任职务，改由徐一人负责。但室里所有重大事情乃至次要事情依然一如既往，都是他们三位共同商量后决定了再施行的。这种民主作风保证了全部教研室工作的有效开展和稳定和谐。陈先生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从

事研究，几次减免了我的授课时间，甚至干脆让我休半年学术假，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当时武大正开始实行学术假制度，规定休假期间不仅没有教学任务，而且一般性会议和活动均可不参加。我是第一批享受学术休假的人员之一。有一次我曾问陈先生：“这样照顾我，好不好?”他立即说：“有什么不好!你把普列汉诺夫写出来，对学术界也是个贡献嘛。”他说话时那种充满信心的严肃神情，至今仍深印我的脑海中。

武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同属一个党支部。一般有什么活动，经常性的政治学习，总是在一起。当时中哲史教研室由萧萐父教授领导。陈、杨、萧的关系一直不错。两个哲学史教研室其他同志之间的关系一般也是很好的。陈、杨、萧三位都很重视两教研室的学术活动。最初只有他们三位招有研究生。(我是1982年才提升为副教授，次年开始招研究生的。)为了更好地提高研究生的质量，决定给中西哲学史所有研究生合开一门“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由部分教师共同讲授，也要我参与讲课。每次课，不仅研究生都来，两教研室教师也要求尽可能参加。陈、杨、萧三位一贯特别强调方法论问题的探讨，认为这对研究哲学史同样是至关重要的。所有教师参加这项活动，是共同提高教研水平的有效途径。讲课老师把自己对研究方法的独特心得介绍给研究生和其他听课同志。然后大家进行讨论：质疑、批评、补充、肯定……经过几年的积累，终于编辑出版了一本哲学史方法论文集。该书后来获得广泛的好评。事实证明，这门课对研究生和年轻教师的培养和提高起了显著的作用。不用说，我从这些活动中，特别是从陈、杨、萧三位的讲课中也是获益良多的。

《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中的“方法论”章正是在这些讲课和讨论的启发下写成的。据悉，至少直到80年代末为止，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还没有哪一本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著或小册子专门分析过他的方法论思想，也没有发表过专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山大学哲学系何梓焜教授在一篇评《新论》的文章中写道；“我觉得《新论》最富有创造性的是第八章‘方法论’。”

良好的外部工作条件中，宽松的政治环境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成天担心头上悬着一把剑，不管是“阳谋”剑还是阴谋剑，资料和时间再多也无法安心工作。应当说，最后一次在武大的七年半，基本上是心情舒畅的，尽管社会上不时刮来一些“左”的风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政治上整人的那套早已越来越不得人心的作法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得归功于有关领导、特别是陈先生的自觉抵制。记得有一次，我们奉命学习某“秀才”写的一篇文章。有些单位的“左”视眼们依旧拿它当作打人的棍子。这种搞法在我们教研室是行不通的。反之，我们在实事求是地指出文章中某些正确观点的同时，对于其中错误的东西，对于不合乎历史事实、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不合逻辑以及政治上有害的种种言论，也毫不留情地提出直率的批评。我们的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兴致很高。陈先生的这种科学态度，对我也是一次具体生动的启示。它再次表明，无论在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上都要坚持“唯实”，“不唯书”，“不唯上”。

我在写作《新论》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得到陈、杨先生和瑞康同志的关心和鼓励。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问我一声，书写得怎样了，有什么困难，并催促快点完成。对于作为阶段性成果而送去发表的论文，总是给予充分的肯定。1982年5月的某天，老徐突然来家，把武大198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的证书和奖金交给我。这是对我的关于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研究的一组文章的奖励。这件事我事前毫不知情。当时陈先生身兼校、系两级学术委员会委员。我既未提出申请，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送给陈、杨、徐或其他领导。我送给他们的唯一著作就是《新论》，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武大。又有一次，大概是1986年年终，湖北省开始进行全省科研成果评奖。某天下午散步时，陈先生通知我：“这次评奖我们教研室可以报两个项目，你也报一个吧。”我说：“我的《新论》还没有出版，只有几篇文章，分量太轻，而您的译著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以及您和杨先生合写的《欧洲哲学史稿》都是国内有影响的大部头著作。怎么也轮不到我呀。”由于我态度坚决，陈先生没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后来他告诉我，省里评奖时新增加一条规定：同一个人只能报一项。他感叹地说：“老王，你早听我的话就好了。白白放弃一次机会。”

我的普列汉诺夫研究也得到哲学系其他老师的热情帮助。有的文章发表前曾请教过当时的陶德麟教授。他还根据我的愿望主动把《评辞海“普列汉诺夫”条》一文推荐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后来几经周折，在王子野同志的干预下，这篇文章终于在1980年1月14日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发表的所有文章中社会反响最大的一篇。正是连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两篇论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成了北京出版社编辑部朱伯颖同志决定向我约稿的导因。于是这才有后来《新论》的写作和出版。此外朱传启教授也是一直多方关心我的普列汉诺夫研究的老同事之一。他还和我合作写了《略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史的研究》一文，该文旋即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还有一件事似乎也值得谈谈。80年代开始，武大分房采取记分制。我的条件不够。当时全校先后两次分房我都排不上号。系领导为了使我安心工作和给我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两次向学校反映，两次都由校长在他控制的若干户机动分房数内给我分了房。这样，从1981年3月起我一直都有一间单独的书房。这是当时许多想干点事的知识分子倾慕向往而难以得到的。

离开武汉大学又是九个半年头了。每当回忆最后七年半的武大生活，总抑止不住由衷感戴的激奋之情。值此大庆之际，遥祝武大哲学系更加繁荣昌盛，祝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们晚年幸福，祝新的同行们事业有成。

(本文作者曾在武汉大学哲学系执教，现为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授，已退休)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由编者做适当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