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汤一介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在用彤先生“文化调和说”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双向选择论”,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规律的角度说明二者结合的必然性;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无疑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新、旧两个“传统”,故二者结合有其必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其契合处和互补性,提出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路径;他还以冯契先生“智慧说”哲学体系和张申府的哲学理论这两个成功的“接着讲”,作为二者结合的现实性例证。汤一介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汤一介   马克思主义   传统文化   结合

在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现代开展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兼具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对此,汤一介不但支持二者走相互结合的道路,而且为此进行过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尤其是在当前学界相关研究显现出诸多明显的问题时,如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研究思路的重复性、研究成果的表面性等,汤先生在该问题上的思考轨迹与理论成果显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最早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哲学界有关中国哲学与文化问题讨论的学者,汤一介便已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此与他跟这两个领域关联甚深且有着深切的理解有关。

就传统文化而言,其父汤用彤先生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史研究专家,对汤一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事中国文化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汤一介回忆道:“我对佛教的研究无疑是受到我父亲用彤先生的影响。我记得在1945年夏,我曾向我父亲说,我想读点佛经,他找了一部《法华经》给我,让我自己读”,至于“应如何读懂佛经,他告诉我,可以先读懂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汤一介曾自述自己十七八岁时已读过主要儒家经典,但因社会政治与现实的冲击,使他在思想上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此外,汤一介曾长期作为用彤先生的学术助手,后来又先后整理并主持出版了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正因在传统文化儒释道三个领域均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汤一介自80年代起便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玄学、道教、佛教方面的专著,同时也发表了许多有关儒学与文化问题的文章,由此奠定了他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崇高的学术地位。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汤一介早在少年时代就已受到影响。据他回忆:中学时和同学一起偷读了当时的“禁书”《西行漫记》,甚至产生了“西去延安”的“幻想之旅”。解放后,受全国新形势的鼓舞,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新鲜的学说,有着一种改变旧社会的强烈意愿……,这对年轻人无论如何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他便积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中。汤先生自述道,他在北大曾认真听了艾思奇、胡绳、何思敬这三位先生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同时,反复研读了斯大林、列宁、日丹诺夫、毛泽东的著作,从而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理解。大四调入北京市委党校后, “在党校五年多的教学中,我先后讲授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也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等等。与此同时,我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在思想中真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皆表明:经过青年时代长年累月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与教学活动后,汤一介真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当汤一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研究传统文化,后来他又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分析与研究充满了教条主义,他认为自己在“简单、机械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传统文化时,其教条主义尤为明显与突出。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汤一介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保持着自觉的思考。

1983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汤一介在以《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题发言时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会上,台湾学者冯沪祥反问他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怎样的关联,当时在会场的刘述先教授记录了汤一介的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之间至少可以看出三个契合之处: (a)二者都重实践; (b)二者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 (c)马克思主义有所谓矛盾统一律,过去毛泽东过分强调斗争,以至产生偏向,如今应该强调和谐,乃和儒家有契合处。”这里所说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间的契合点,正是汤一介在尝试寻找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相同点,他试图通过此相同点为二者的结合奠定基石。由此可见,汤一介不仅支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且力图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给出解释和说明。

汤一介之所以支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刻认识有关。他在父亲汤用彤“文化调和说”的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双向选择论”,正是尝试从文化发展规律的角度为二者的结合提供理论支撑。

汤用彤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关注所谓“文化移植”问题。在《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中,他认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遇后必然会对双方产生影响,而能够实现移植的关键是两种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必须相互适应和改变,经“调和-冲突-调和”三阶段,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并在自我调整与适应中终致融合转化。可见,用彤先生的观点正是一种“文化调和说”,它揭示了不同文化接触时的过程性、适应性与可调和性。正因如此,用彤先生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持相当积极与开放的态度。用彤先生的“文化调和说”对汤一介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产生了直接影响:“在80年代中,受到我父亲汤用彤先生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所论的影响,我曾研究过自汉至宋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都讨论到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我当时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应如何发展的问题”。

汤一介通过研究佛教中国化历程而得出的所谓“文化双向选择论”,其要旨有三:首先,一种文化与他种文化相比总有自身特点所在,因此在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时,其最基本的特点需要保存;其次,任何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相较中,往往可以发现自身总有其不足的方面,因此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若要保持活力,就必须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和丰富自身;最后,一种有长远历史的文化传统吸收和融合另外一种外来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其结论是:“一种文化传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之中,往往一方面是原有文化会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特性)而有所变形”,所以“在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相遇过程中,文化的发展就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

可见,除继承“调和说”关于文化融合的过程性和适应性外, “选择论”更强调文化的多元开放性与文化融合的必然性。尤其当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被汤一介视为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必要因素和必由路径时,文化融合便成为了一种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文化规律。且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同样产生于外来文化背景中,两者同样需要处理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故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 “调和说”与“选择论”便自然具有很强的参照性。

汤一介还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特殊性着眼,提出两个“传统”的观点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与用彤先生在“文化调和说”中将文化冲突与调和的双方分判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同,汤一介注意到,不论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还是现状看,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来的‘国学’,即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老传统’;另一个是影响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社会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传统’。”尽管两个传统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但汤一介清醒地认识到,二者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就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旧传统”而言,汤一介认为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支撑,我们必须继承;就马克思主义这个“新传统”而言,汤一介认为自其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后,不但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见,中国社会的建设不仅离不开对新、旧两个“传统”的继承,更需要在两个传统的结合中实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然而,这两个传统在历史上结合得并不好。之所以如此,依汤一介之见,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只是政治上适应了中国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种结合仅仅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而非文化上的结合,故“在文化上好像并未解决,或解决得不是很好”。正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在国内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在海外亦频遭质疑,所以汤一介才深深认识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形下,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两个传统的结合必要且紧迫。究竟如何来促使二者结合?汤先生认为:关键在于“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轨,特别是实现与儒学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不应是排斥曾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精神文明的,而是应该吸收它,改造它,使自己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要在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生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必须与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或者说必须通过对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否则就不能真正起到作用。”当然,传统文化自身也需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汤一介曾以佛教传入中国为例来说明对待外来文化所应采取的态度,认为正因当时“中国是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的,所以能把外来文化吸收到中国文化中来,或者可以说这是一条重要经验,即对外来文化要采取不拒绝的态度”。在汤一介看来,传统文化只有以不拒绝的态度、开放的姿态来对待外来文化,才能在外在参照系的观照下,反思反省自身、正确评估自身、正视自身的优缺点、找出自身之问题所在,以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且,汤一介指出,就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但能提供正确处理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更在于其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具有某些先天优势,可以帮助传统文化加速现代化进程。

汤一介有关两个“传统”的观点充分考虑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形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更重要的是,汤一介这种观点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间的距离,为二者的结合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双方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互利互补、共存共新的新思路。

历史上,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胡适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之可能性持反对的观点,这与当时思想界对儒学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有关,故而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资源。为了克服这些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偏颇之论,汤一介特别注意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学间的内在契合点与互补性,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探索二者在理论上结合的可能性路径。除前述在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提到的三个契合点外,汤一介又补充了一点,即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定义“人”,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他看来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契合点:

之一,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汤一介认为,《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理想是以大道通行于天下、以天下为公为主要特征的“大同”社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是“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二者都具有某种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

之二,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汤一介认为,《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讨论知行关系、《左传·召公十年》中“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均可见儒家对“行”的重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亦是一门有关实践的学问,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就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改变世界”。

之三,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定义‘人’”。从儒家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 (《礼记·礼运》) ,汤一介认为可见其所说的父子、兄弟、夫妇、君臣皆由“礼”规定各自相对应的关系。正是在儒家这种对应的社会关系中, “人”被定义了。马克思也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定义“人”,可见二者在这点上有相同之处。

之四,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的看法”有相通之处。汤一介看到《周易》、《论语》、《孟子》、《荀子》等大量典籍中对儒家的和谐思想都有着丰富的阐发,但他也指出儒学并非不讲“斗争”。从《周易》“太极生两仪”可见“一分为二”的因素,由张载《正蒙·太和》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可见相对矛盾会在运行中向相反方向发展, “在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就一定会有斗争,但是矛盾斗争终究要和解,以达到和谐”。马克思主义尽管产生于存在着对立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其又以消灭资产阶级、“改变世界”为目的以进入一个“和谐”的社会。

除以上契合点外,汤一介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还存在不少互补之处。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两个方面对儒学有所纠正:“一是儒学必须特别重视‘经济基础’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学是十分欠缺的。二是,必须克服儒学过于重视‘人治’,而忽视‘法治’;也就是说要克服‘道德至上主义’”;儒学也在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补充:“一是,要重视‘传统’。……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的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

可以说,就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间存在契合点与互补性而言,汤一介较早做出了有益探索,尤其对四个契合点的阐释,不但为二者的结合开辟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路径,更对当代同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汤先生所说的契合点与互补性,实际上指的是两种文化间的相似或互补的因素,然而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或互补,以及通过它们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两个理论体系间的深度沟通,尚需进一步探讨。例如,尽管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但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所由之建立的理想社会在本质上也不同。儒学所描绘的大同社会,除经济上实现共同生产和分配外,似更偏重实现道德层面上的理想,所谓“讲信修睦”、“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皆是如此,可见其所追求的理想共同体社会“本质是建立在人人相互信赖和睦之基础上的道德社会……,每个人的良心和爱,以及相互之间的信赖和和睦共存意识便构成了社会道德的基础”。反观共产主义社会则更多着眼于经济层面,始终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如高级阶段的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等说法均是如此。此外,马克思以分配原则为标志区分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而分配原则正是“反映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们文化的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可见共产主义社会两大阶段的根本差别正在于二者在经济上的成熟程度不同。再如,尽管都是从社会关系定义“人”,儒学的“礼”所指向的人的社会关系,主要还是从道德层面上对权利与义务加以规范,所规定的也是作为个体或“类”的“人”的社会伦理关系,而马克思所说的“人”指向的却是“人”这一本质的概念,其所指的社会关系也“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狭窄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诸如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等等,而且也包括了社会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内”。对此,尽管汤一介也承认二者对“人的本质”的看法有所不同,但还是强调“从思路上说,儒学关于‘礼’的理念和马克思的思路是有一致之处的”。然而,仅仅思路上存在着一致性是否足以成为二者的结合点以及具体如何结合,或许还需深入论证。

对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之上述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汤一介没有进一步展开,转而从哲学的角度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现实例证。他相信,中国哲学“很可能会像唐朝时期那样出现众多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一样,出现若干中国化的西方哲学的流派”,这其中之一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哲学体系。

中国思想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中国哲学也受此影响,形成“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实证哲学互动的新格局”。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前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也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故汤一介认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它中国化,解决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能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中国哲学的因素,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结合并不理想,故汤一介批评道:“我们没有能很好地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中国哲学,而是照搬苏联教科书的‘理论’,在哲学界最主要的是把日丹诺夫的《在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奉为经典,这样不仅全面否定了孔孟老庄等等以来的中国哲学家,而且打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哲学家建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的努力。”

即便如此,汤一介注意到仍有一些学者在努力尝试结合二者,并探索出了一条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资借鉴的路子。他首先注意到了冯契先生,并以其《智慧说三篇》详细考察冯契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进行会通与结合,并最终建立起这一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汤一介认为, “智慧说”的核心在于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通过“实践”打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与“人”的关系问题,而其最终要解决的仍是“性与天道”这一中国哲学的问题。如“道德”与“学问”在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儒家哲学中是统一的,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特别是在张载的哲学中,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更是显示出明显的先验论倾向。“智慧说”则先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对“经验”、“主体”、“知识”、“智慧”等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然后讨论同时作为知识和道德主体的人是如何通过实践认识世界和自己并由之实现“转识成智”,即由“知识”的领域进入“智慧”的领域,冯契先生称之为由“以物观之”到“以道观之”的境界:“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与自然、性与天道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互相促进,经过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宏道,终于达到转识成智,造成自由的德性,体验到相对中的绝对、有限中的无限。”由此,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被统一了起来,其先验论倾向也被克服,而中国哲学中“知识学问”与“德行修养”这对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可见,冯契先生“智慧说”哲学体系虽主要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讲,然其最大特色正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汤一介认为,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能创建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外,他还注意到张申府先生整合孔子、列宁和罗素的思想而提出的理论体系,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同的是张申府是接着中国哲学在讲:“他(指张申府先生,笔者注)又把他的哲学理论归结为:‘实、活、中’三个字,并认为他的哲学是由‘实’ (唯物)而‘活’ (辩证法、逻辑分析法)而‘中’ (中庸之道)。就这点来看,张申府的哲学是以‘唯物’为基础,以辩证法、逻辑分析等为方法,而以‘中庸之道’为目标。”可见,冯契与张申府这两种“接着讲”虽有不同,但其研究路径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的现实性,证明它们是能够在同一理论体系中通过合作与互补的方式实现融合创新的。

对于汤一介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与看法,我们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时代的局限性。

就积极意义而言,第一,汤一介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已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很早便提出并尝试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富有前瞻性的哲学眼光。第二,汤一介在研究中十分注重对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的把握。他提出的“文化双向选择论”正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及其发展规律所作的一种一般性的理论总结,同时在具体分析中能充分考虑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形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尊重事实、独立思考的品质。第三,他的相关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尤其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进行理论对话,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大发展。

就历史局限性而言,首先,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题,汤一介的思考虽涉及面广,然尚不构成一严密的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理论成果的影响范围。其次,汤一介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儒释道方面,后期涉及西学不多,且他因时代背景而始终自认为是哲学工作者而非哲学家,因此与冯契、张申府等先生相较,其研究虽有自身的特点,但没能由此建立起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很多问题也未及展开和深入。最后,汤一介的一些思考显然带着他所处时代的特点与烙印,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此外,由于他深受其父汤用彤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影响,故他的观点与看法也具有明显的文化守成主义倾向。

尽管如此,作为最早提出并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问题的学者之一,汤一介的相关研究与探讨对学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也不容低估。同时,正如汤一介所指出的,除哲学层面的努力外,我们还可从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着手,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多层次、多领域中有效交流与有机结合。

作者简介： 文碧方，湖南岳阳人，哲学博士，金沙集团1862cc成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与儒家哲学。曾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要代表著作为《关洛之间——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邓妍,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博士生。

原文载于：《现代哲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