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文明对话论丛02：我们的文明与世界的文明》

主编：吴根友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2023年3月

“文明对话论丛”总序

文|吴根友

在全球化的语境里，谈论“文明对话”一事，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这里既涉及“文明”一词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中的语义差异，对话的过程中发生的语义偏差；更重要的是文明的承载者的复杂，作为文明承载者的民族、国家，与作为小团体、个人的承载者，他们的言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因而其对话的效果与结果也大不相同。每个个人都不能代表一个文明，然而有资格作为文明代表的国家、民族，又总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个人来表达他们的“文明”。因此，作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方法之一的“文明对话”活动，其理想与目标是美好的，然而一旦付之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则将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阻碍。

人类文化的历史很长，然而人类从野蛮的状态进入到文明的状态，实际的历史过程却很短。而即使在迈入了所谓的“文明”门槛之后，人类的很多行为并不合乎“文明”一词的内在要求。远古氏族社会之间的厮杀，将战败的异族首领的头颅制成酒杯，是经常性的事情。世界范围内的游牧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反复争战，大规模的抢劫与杀戮，一次次地推翻不同的王朝，那种残酷与血腥，在不同民族的历史与传说中都有记载。近四百年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杀戮，并假借“文明”的名义对被征服者冠以落后、野蛮的称谓，不仅在肉身方面侮辱、杀戮他们，而且在精神与文化上侮辱、践踏他们。“文明”与“文明”之间，战争、冲突、征服是常态，而对话、交流、互鉴则往往是短暂的、临时的。而正是这些短暂的文明间歇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带来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大国的竞争，核武器的出现，人类大国之间的文明竞争出现了新的均衡态势。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之间大国的竞争出现了“一超多强”的新局面，而作为“一超”的美国社会反而担心世界格局会朝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说，预言未来国际社会之间的战争将会在文明的断层线之间发生，民族国家的冲突会让位于“文明冲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发动的几场海外战争，实际上并非什么“文明的冲突”，而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不同地区与当地的民族、国家的利益主体发生的冲突而已。文明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一些国家只是假借“文明”的名义而发动战争，实际上是在争夺国家的利益而已。而作为现代社会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其所谓的国家利益也只是极少数资本集团的利益而已。

回顾秦汉以后传统中国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与交往的历史，文明之间的和平交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由传统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开辟的“丝绸之路”（或曰瓷器之路），各民族之间的茶马之路，其主流就是一条“文明对话”的和平之路。郑和下西洋，带到世界各地的也是和平的福音与商业贸易互利的福祉。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中国文化则借助传教士带回欧洲，这个将近一百三十年多年的中欧文明交流史，其主流也是和平的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历史。只是由于当时罗马教廷坚持保守的传教政策，干涉当时中国的内政，改变了利玛窦当初提出的正确的传教路径，才导致了中国与欧洲文明交流的中断。当然，也由于当时中国清政府的乾隆皇帝昧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认知，几次拒绝英国政府提出的商贸往来请求，才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大势的脱节，最后被资本主义的列强用炮火打开国门、丧权侮国，让文明古国遭受了列强一百多年的蹂躏。直到1949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在政治上初步地站立起来，逐步摆脱被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其他强国歁侮的命运。

改革开放的中国，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让古老的中国重回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一个现代的文明型国家屹立于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之林。当代中华民族总结自己民族的发展历史，借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特别是吸取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寻找一条既适合于中国自身，也将会给世界带来福音与福祉的和平发展之路，倡导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鉴，努力探索并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对话、交流与理解。“地球村”的实际自然处境将人类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除非人类不想以集体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仍然肆意地破坏地球的环境，甚至发动核武器战争。否则，各大文明之间就只能采取和平的对话、交流与互鉴，以增进人类的福祉。虽然目前人类的文明之间有“种差”与“代差”（如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但只要本着“人类共命运、同呼吸”的基本共识，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的同时，放弃古老的“异教徒”观念，坚持以“对话”的方式展开各种形式的交流，则人类的前途将会逐渐走向光明的境界。

战争可以发泄不满，但丝毫不能给战争的双方带来自己想要的东西，只会给对方送去流血、死亡与痛苦，只会增加相互之间的怨恨与敌视。以民族、国家为承载者的文明之间展开对话，其道路漫长、曲折，绝非一帆风顺，甚至还会出现误解。但只要行驶在“对话”的正确道路上，民族、国家之间的一些误解就会伴随着交流的深入而慢慢地化解。人类的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其主要功绩还是得力于文明之间的和平交流与互鉴。

三十多年前，当杜维明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用英语向世界提倡“文明对话”的主张时，应者寥寥，而正当其时的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说，甚为热闹。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与福祉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越来越遭到更多学人与社会学家、政治家的批评，而“文明对话”的主张越来越受到更多学人与政治家的青睐。这种带有戏剧性的历史转换，不是因为“文明对话”的理论有多么高深，而只是因为这一理论主张合乎人类一体化的共同命运，能给一体化的人类世界带来和平的福音与生活的福祉。今天，我们在中华的大地上，接过杜先生当年提出的主张，将“文明对话”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加以推进，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关怀人类前途命的学人与其他有识之士的支持与帮助。

愿我们的《文明对话论丛》辑刊，能为增进人类的福祉尽一份属于自己的绵薄之力。

是为序。

吴根友

2021年1月

《我们的文明与世界的文明》

（《文明对话论丛》第二辑）序言

文|吴根友

“文明对话”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将不同的文明体或文明单位看作是一个具有思维与言说能力的个人之间的对话。实际上，它是描述不同的文明体或文明单位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而已。文明的基础是文化。凡文化中合乎人性、彰显人性，使全人类在整体上朝向更加合理化方向变化的文化成果，似乎都可以称之文明。它在早期的突出代表是语言与文字、城邦与国家、技术与人造器物三种物态化的表征。而作为一个描述人类文化整体进步过程与结果的“文明”概念，其实包含着精神的辩证法原理，即文明的进程中包含着某种不文明的内容与现象。因此，我们对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应当保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与眼光。

文明是文化中具有结构性但又不容易看见的某种带有整体性特征的精神成果，这就决定了文明对话既是一个持续性、整体性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一种在不同领域展开的物质与精神的交流活动。如果上述我们对文明特征的概述大体上是可接受的正确陈词，则我们对当前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运动所带来的“文明对话”的艰难性，就不必抱有过度的悲观态度。

现代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并不是一种人的主观之思和主观想象的精神产物，而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方式而逐步产生，并迅速展开的。到今天为止，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远远地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版图的限制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就不理解现代人类的全球化运动，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全球范围内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这一精神性的全球化运动。2019年底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美国政府从特朗普到拜登，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这三件特大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可以说对当前人类的全球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力量，“逆全球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真实现象与主要潮流，使得人类的全球化运动进程再次陷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历史阶段。但是，从现代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些逆全球化的人为活动，从根本上无法阻止人类的全球化运动向前推展，因而人类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活动，也必将伴随着这种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而以新的、曲折的方式展开。这一预言与断言，并非出于盲目的乐观与善良的愿望，而是基于对资本的全球化运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以及出于资本的逐利性质，而展开的理论思考。

仅就目前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三年时间里国际贸易的三组数据来看，逆全球化运动可以暂时降低或减少全球的贸易量，但无法阻止全球必需的经贸往来活动。

第一组数据是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2019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2499457百万美元，进口总额为2078386百万美元，贸易总额为4577843百万美元。2020年商品出口总额为2589952百万美元，进口总额为2065964百万美元，贸易总额为4655916百万美元。2021年商品出口总额为3363959百万美元，进口总额为2687529百万美元，贸易总额为6051488百万美元。三年的贸易总额在整体上保持增长趋势，而2021的增长幅度接近1.4亿万美元。

第二组数据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数据。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28865亿元（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6.7%），进口额为8454亿元（占中国全部进口的5.9%），则贸易总额为37319亿元。202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31279亿元（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7.4%），进口额为9319亿元（占中国全部进口的6.6%），贸易总额为40598亿元。202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37224亿元（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7.1%），进口额为11603亿元（占中国全部进口的6.7%），则贸易总额为48827亿元。

我们知道，美国自2019年以来对中国贸易关税的增加史无前例，再加上全球新冠疫情。即使有如此双重重大的阻力也没能阻止中美之间贸易增长的总趋势，可见中美之间客观的经贸往来需求是多么的强劲！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因美方的人为阻挠而出现大面积的中断，人文交流也受到巨大影响，但在整体上还是保持着交流的状态。

第三组数据中国对欧盟的经贸往来数据。2019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为29564亿元（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7.2%），进口额为19063亿元（占中国全部进口的5.5%），贸易总额为48627亿元。2020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为27084亿元（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5.1%），进口额为17874亿元（占中国全部进口的12.6%），则贸易总额为44958亿元。2021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为33483亿元（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5.4%），进口额为20028亿元（占中国全部进口的11.5%），则贸易总额为53511亿元。这一组数据中，2020年相较于2019年而言，略有下降，但2021年迅速反弹。2020年的略有下降，可能主要是因为疫情影响的结果。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人文交流虽然也受到美国的阻挠而有所降低或减少，但整体上还是保持着平稳的状态。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里讨论“文明对话”，我们必须面对两个现实问题，一是美国执政精英开启的对于中国发展的全面围堵，二是俄乌战争还在继续的糟糕局面。这两股巨大的逆全球化浪潮，似乎要全面否定人类之间的文明对话，但实际上只是一种人为的政治逆流。这两股逆流，只可能改变人类各文明体之间交流、对话的形式，增加对话的难度，但不可能彻底阻止人类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因为，相对于资本的全球化运动而言，俄乌战争只能是人类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插曲，它会造成区域性的短时间的经贸、政治、与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但不会、也不可能从整体上阻止人类文明之间对话、交流的趋势与潮流。公正地讲，俄乌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由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导致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一种军事行为，实际上是美欧的大资本势力试图借助政治势力的垄断而达到对技术与利益的垄断，进而彻底地困死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与竞争潜力的俄罗斯民族，因而可以说是欧美大资本所主导的利益格局与利益竞争所导致的局部问题。这个局部问题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国家的政治与领土安全焦虑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最终必将与新的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同步而得到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总体趋势的预测，在原则上仍然没有过时。因此，这一新的资本全球化运动，可能将以新的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方式在全球推广开来，而中国目前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正是这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

当代中国始终奉行以和平的、合乎生态要求的方式发展经济、惠及民生，以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与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民展开经贸、文化的交流与互惠活动，代表了世界文明在当代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深信，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和平力量的增长，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将会在新高度与广度上进一步推展开来，我们所坚持与努力的文明对话的学术研究亦为这个时代的到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