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陶德麟

湖北日报讯 赵士发

陶德麟，男，1931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李达同志学术研究助手。1956年在《哲学研究》上批评苏联《简明哲学词典》的论文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1961年李达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为主要执笔人。1978年积极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发表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等职。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陶先生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研究,被理论界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陶先生青年时代深得武汉大学李达老校长赏识,积极投身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理论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 年仅25岁的陶先生就在《哲学研究》上撰文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中的“同一性”条目释文，破除了苏联专家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教条主义理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60年代,李达同志受毛泽东主席委托，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陶先生被指定为主要执笔人，并在李达同志含冤去世12年后受托修订了书稿，以《唯物辩证法大纲》为书名出版。这一名著至今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文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生甘冒重重艰难险阻，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到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参与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等重要文章, 系统而有力地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澄清当时人们思想和理论上的困惑，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理论界誉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人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社会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先生主持出版《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历史与反思》、《陶德麟文集》等三部重要著作，集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败的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与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阐发。党的十八大后，陶先生通过对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阐发，引起理论界关于理论自信的讨论和思考，对促进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新的贡献。

“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

先生认为，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虽然天下未必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学问，但学者特别是哲学学者，不能没有此种理论情怀。这正是对哲学即仁爱之学的科学诠释，即哲学要关心人类、民族与人民的福祉，这正是对人类、民族与祖国人民的爱。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作为人类谋求幸福的科学真理去探索，又作为党的伟大事业去追求，展现了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哲学境界。

先生治学,始终注意把握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以及与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从哲学高度进行反思和解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陶先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他主张中国人写理论文章切忌艰深晦涩，故弄玄虚，应该力求用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表达得明白晓畅，这才是真本领。陶先生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运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教育管理与教学实践中反思教育的基本方法和规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与教育思想。他学高德范,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把聪明才智和人生的宝贵年华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武汉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系金沙集团1862cc成色教授）

（来源：湖北日报2013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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