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良知的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清道夫

12月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批评的力量”暨2015年湖北省美学学会学术年会上，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湖北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刘纲纪先生呼吁文艺批评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做有良知的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清道夫。邹元江、陈望衡、范明华等教授也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教授在以《谈文艺评论》为题的发言中从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文艺评论的基本原则。第一，要搞好文艺评论，就要把握一定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因此，要注意我国领导人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刘纲纪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序，简要地回顾了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我党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首先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其次是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再次是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同志前后对文艺问题发表的讲话；最后是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0月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纲纪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对之前各位领导人讲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其最大的特点是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梦”实现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把文艺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认为它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集中表现。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具有中国精神，这不但意味着当代文艺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要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如果当代的文艺缺乏深厚传统的基础，它就只能成为西方文艺的追随者，也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习近平在提到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时候，特别提到了文艺评论，把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文艺评论是实现党对文艺领导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没有优秀的、合理的文艺评论，是不可能推动艺术的发展的。第二，文艺批评的任务。别林斯基曾说：“批评是行动中的美学。”美学可以研究一些美学的基本原理，但如果只限于对基本原理的研究，而对文艺的现状不发表意见。如果不了解文艺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研究美学，这样的美学就会有点空洞。所以美学一定要作用于当代文艺的发展，使文艺评论既有美学的高度，又深入到各门文艺中去。刘纲纪认为，文艺批评有如下四点重要的任务：1. 及时发现和肯定好的作品；2. 对不够理想的作品要提出中肯的改正意见；3. 抵制和批判有害的作品；4. 不断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文艺欣赏水平。第三，怎样做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刘纲纪认为，要做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要做到如下四点：1. 要努力钻研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但并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是文艺评论的基础，无论是否自觉，古今中外的文艺批评家都有他的美学基础；2. 要深入研究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史。如果一位文学批评家不了解古今中外的文艺发展史，就不能批评当代的文学作品；3. 深入人民群众生活，了解当代人民的审美需要。历史上最好的作品，无论艺术家本人是否意识到，都符合那个时代人民的审美需要。文艺批评家要尽可能地提高对作品的欣赏水平。搞文艺评论的人如果能够兼通某一门艺术的创作，就会体会某一艺术门类创作的甘苦，说的话也就比较中肯；4. 要研究我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文艺评论史，向历代那些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学习。中国的文艺评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出现了众多的诗品、书品和画品，它们可以用非常简要的话语点出作品的妙处。刘纲纪认为，近代以来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文艺评论家是王朝闻，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很强的说服力。

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邹元江教授在年会致辞中谈到，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在讲到文艺领域还存在价值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等问题时，明确指出：“价值引领的任务艰巨迫切；文艺创作生产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等问题，推出精品力作的任务依然繁重；文艺评论存在‘缺席’、‘缺位’现象，对优秀作品推介不够，对不良现象批评乏力，文艺评论辨善恶、鉴美丑、促繁荣的作用有待加强。”这一表述切中时弊，发人深省。此次年会之所以以“批评的力量”为主题，就是为了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艺批评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邹元江以切身经历为例，指出目前文艺批评界充斥着大量没有原则的“吹喇叭抬轿子”的被“命题”作文。这样的文艺批评使政府主管部门得政绩，使演出单位和演员个人得票子、职称等实际利益，却唯独没有引导文艺进步的理论批评。邹元江指出，近年来，为了政绩，为了部门和个人的实际利益，文艺界实际上已经明里暗里绑定了一些利益集团。目前的戏剧界颇为盛行“包工头制”，即以一位著名导演为核心，编剧、美术、音乐、灯光、服装等人与“包工头”导演长期绑定，由导演从政府主管部门接活，大家利益均沾。政府主管部门之所以不惜代价请“包工头”及其团队承包艺术剧目的创作，关键就是这些“包工头”及其团队极其广泛的人脉常常能使承包的剧目获得国家级的大奖。长此以往，艺术家个人的独立创作、剧院剧团的正常艺术生产活动等将逐渐被以政府主管部门为主导的国家创作体制所替代。这无疑将打破艺术生产的基本规律，使得公民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税收在“包工头”的漫天要价下被政府主管部门任意支出，导致艺术作品“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粗制滥造”的必然恶果。邹元江呼吁，面对文艺界这些极为不正常的现象，我们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必须要发出自己的批评、批判的声音，不能再让文艺生产沦为政府主管部门搞政绩，单位和个人搞私利的工具。

陈望衡教授在以《论生态文明的审美观》为题的发言中指出，生态文明似乎是人类文明向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回归，二者在看重生态的角度上具有相通性，但又是一种凭借高科技手段实现的一种回归，是否定之否定。然而生态与文明本来是天敌，二者的结合存在上限和下限：就上限来说，应当实现生态与文明的共生，即凭借高科技力量来实现，是理想和追求；就下限来说，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来办事。陈望衡认为，一种文明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种新的审美观，这种新的审美观表现在：1. 新的审美因子。陈望衡认为对这种新的审美因子做出全面的理论性的概括为时尚早，但从目前的审美实践来看，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1）朴素美。这是生态文明意义上的朴素美，而非“道法自然”的朴素美，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文明的内涵的审美观；（2）生链美或生命系统美；2. 新的审美对象，即环境美学的出现。当环境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的时候，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就产生了。当环境成为审美对象之后，环境美学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在生态文明出现后，资源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同时，环境中的荒野问题也因此凸显了出来。环境并非家园，也包括荒野。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荒野应当是研究的重中之重。荒野是地球上的生态之本，生态之根；3. 新的审美评价观念。陈望衡认为，现阶段存在着三种生态评价观念：（1）生态公正观，即认为人与动物的权利应当平等；（2）生态平衡观，即认为应当维护和发展生态系统；（3）生态划界观，即认为生态与文明、荒野与绿化应当划界。陈望衡指出，生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原生态，即荒野；（2）半生态，即现在的自然；（3）准生态，即绿化。绿化的文明有可能是生态的、文明的，也有可能是反生态的。

范明华教授在以《艺术史上另类变正统现象解析》为题的发言中引入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科学范式”的理论，即一个科学范式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可以解释很多的现象。但是任何一个科学范式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科学现象，而是会不断地出现反常现象。当反常现象出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产生新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的时机也就到来了。范明华简要地回顾了中西绘画史，认为在艺术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反常现象，亦即“另类”。所谓“另类”，就是挑战传统的技法和风格。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异类就会慢慢变成一种正统风格。比如对于“逸品”的看法，从张彦远经朱景玄到黄休复，就发生了由批评到肯定的演变。康定斯基认为，整个艺术的演化可以比作一个三角形，可以划分为许多等式。这个三角形是不断向前的，在它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不同的艺术家，拥有不同的受众，而在三角形的顶端存在着一个不被大家理解的艺术家。但是随着三角形不断地向前，这位艺术家也就会慢慢地为人所接受，降为普通的艺术家。尽管这是把艺术看为线性的过程，但依然很具有启发性。范明华认为，艺术的演化是文化和历史选择的结果，而选择的反面就是淘汰。关于选择的机制，范明华指出了以下五个方面：1. 新的表现技法与既有的传统之间具有亲缘关系；2. 新的艺术语言到底可以被运用到何种程度；3. 艺术家本人的身份认同；4. 艺术家群体的变化；5. 艺术批评的辩护作用。艺术批评应当使艺术价值得以彰显，并且捍卫这种艺术价值。（庄严）